语文教学的着眼点在哪儿
吴国锋
语文教学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哪儿?这似乎已不成问题,但对这“不成问题”的问题还
有谈一谈的必要。以《齐桓晋文之事》为例来说。
有关孟子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,天下可运于掌”一句,一位
老师这样说:“第一个‘老’和第一个‘幼’属形容词的意动用法。所谓形容词的意动用法,
是一种特殊的动宾关系,指动词谓语具有‘认为宾语怎么样’,或‘把宾语当作什么’的
意思。意动用法中的谓语动词叫意动词。意动词首先由形容词转化为动词,后边带上宾语,
也就临时具有了动词的语法功能。本句中我们可以把它们翻译为‘以……为老’、‘以……
为幼’。解释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到意动用法和使动用法的区别。意动用法表示一
种主观看法,都不改变宾语所表示的人或事的性质状态……”
这位老师历时两课时,立足于解词释义,逐句串讲。文章的思想、情思几乎全化解成了
各种“用法”,一幅美好的王道乐土画卷被演绎成一大堆名词术语。生机勃勃的学生被当成
了装载术语的机器。
一个时期以来,相当多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“目中无人”,只着眼于字词句章,概念
术语满天飞,把机械地解词释义作为根本教学目标。特别是在标准化考试的束缚下,语文课
堂教学侧重于语言词义的机械操练,语文教学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处理。这种处理破坏了文
章的完整性,完全丢弃了文章的情理,忽略了文章的主旨、韵味和情调。学生大量演绎的多
是一堆形式的东西,语言所承载的美好情思、深沉哲理,都被割的七零八落、黯淡无光。久而
久之,语文教师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书匠,语文课应有的情思和神采荡然无存。
但是,语文科毕竟不同于其它学科。
古人曰:“道非文不著,文非道不生。”韩愈把“传道”置于“受业、解惑”之首。张
志公先生说:“语文是工具,不过这个工具本身长着好些东西;语文和思想老长在一起,
文道统一。”从传统语文到现代语文,有识之士都旗帜鲜明地把文章所承载的内容放在首位。
教材中的每一篇文章,即一个单体,几乎包含了整体的所有特征。我国传统语文教学
强调读书、作文、做人的一贯性,语言、 、思想的一贯性,十分重视传授知识和思想教育相结
合,把学语文与做人紧密结合在一起,强调文道不可偏废,强调“知”、“情”、“意”的
高度统一,强调从整体上把握文章内容,感悟文中透出的情感与道理。这种思想使得传统语
文教学本身具有浓重的教育氛围。传统语文,教法上以诵读、熟读范文为学语文的基本途径,
让受教育者通过诵读体会文意、文思、文气,培养语感,通过记诵来积累语言材料。整体性是
传统语文也是现代语文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最根本的特点。
在学科教学中,思想的传播,感情的培养,道德的熏陶,心灵的塑造,理所当然的主
要应由语文学科来承担。各种形式的语言讲解和训练,主要是提高载体的功能,而载体所承
载的文化,则是语文教学的精华。这里有智慧的宝库,深邃的思想,做人的准则;有感人之
事,美好之物;有动人之情,明人之理;还有对谬误的批驳,对丑行的指责,对落后的嘲
讽。教会学生辨是非、求真理、识美丑、懂爱憎、明大义,语文教师责无旁贷。片面地解剖字词
句章,显然隔断了历史,把语文教学的着眼点搞错了。对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来说,无论面
对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,都没有理由无视教材中那些有血有肉的思想,无视今天渴望成
人、渴望成才的莘莘学子。
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。传统语文给我们留下了独特的、行之有效的“读书法”。我
们足可以从中汲取精华。
《庄子·天道》说:“语有贵也;语之所随者,意也。意有所随,不可以言传。”最早提
出“只能意会,不可言传这一观点。后来朱熹独辟蹊径采用了另一提法——“涵泳”。他说
“此语或中或否,皆出臆度,要之未可遽论,且涵泳玩索,久之当有自见。”(《朱子语
类·性理》)清代曾国藩把“涵泳”法称之为最恰当的“读书之法”。
“涵泳”就是“沉浸”的意思,指文章之“要”的悟出,须“涵泳”久之才能“自
见”。怎样“涵泳”?抑扬顿挫、绘声绘色的朗读是感知、领会、理解、欣赏、激发想象、产生共
鸣、把握文章深沉意蕴的好办法。
古人十分强调诵读的作用。“读书千遍,其义自见”就是主张通过反复诵读,把无声
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来领悟作品和谐婉转的旋律,再现作品的意境美和形式美,读出
“情”,悟出“理”,从整体上把握文章内容。
我们为什么不把琅琅的书声还给学生,还给课堂?
我们没有理由任语文的思想火花在一堆“概念”、“术语中悄然熄灭。吕叔湘先生说:
“语言本质上是一门人文科学,它也跟别的人文科学一样,可以尽量利用技术科学的帮助
进行它的工作,但是它自身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。”语文既是打开人们灵魂深处奥秘的一
把钥匙,又是人们向世界敞开心扉的一扇窗户。
我们必须假借传统语文的宝贵经 验,汲取其精华,结合时代的需要,加 以改造和发展 。
“目中有人”,以人为本,不在形式上兜圈子,义无反顾地从急功近利中走出来,这是提
高语文教学品位的当务之急。
——《江苏教育研究》